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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通向公正: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实证研究
作者:白月涛  发布时间:2017-06-15 10:31:13 打印 字号: | |

 

一、 实证考察: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现状

(一)以BF法院的适用情况为例

BF法院[1]2014112日在全市率先适用速裁程序审理了首批六个案件。此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月均保持在20余件。截止2015627日,该院共适用速裁程序审结180件,占全部同期审结案件(544件)的33.09%。在这些案件当中,庭审平均用时约6分钟,从立案到结案平均用时约为5个工作日,服判息诉率为100%,无一上诉案件。详见下表[2]

BF法院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情况(2014.11.2-2015.06.27

序号

案由

速裁程序结案数/

同类案件同期

结案数/

速裁案件所占比例

1

危险驾驶

65

65

100.00%

2

盗窃

40

98

40.82%

3

故意伤害

48

125

38.40%

4

寻衅滋事

9

40

22.50%

5

容留他人吸毒

2

5

40.00%

6

交通肇事

11

33

33.33%

7

诈骗

5

23

21.74%

合计

180

389

46.27%

备注

同期全部结案数为544

(二)全国18个试点城市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情况[3]

   1、试点城市总体适用情况

 

 

 

 

 

 

 

 

 

 

 

2、试点城市适用的案件类型及所占比例

 

 

 

 

 

 

 

 

 

 

 

(三)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情况的小结

通过对BF法院的个案及全国18个试点城市的适用情况进行统计,可就现阶段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情况归结如下:一是适用比例总体偏低,18个试点城市速裁程序适用率仅占同期结案数的3.02%,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二是试点城市冷热不均,18个试点城市当中,适用比例最高的为16.01%,而最低的仅为0.09%,差距有待缩小;三是适用类型稍显单一,仅危险驾驶案件就占到了50.7%,加上盗窃等七类案件共占到了86.2%,其余案件类型则不到15%,案件类型有待扩展。

 

二、 成效总结: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的效果

 

(一)为当事人减压: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是司法机关追求的价值目标。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4]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波斯纳也认为: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5]刑事案件久拖不结,对于取保候审的犯罪行为人而言,会产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错觉,使其无法通过及时审判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对于在押的犯罪行为人来说,则备受折磨,不利于其人权保障。就效率而言,从F法院及新闻媒体对各地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情况的报道来看,适用该程序审理的案件案均庭审时间约6分钟,且大都实行的是类案集中审理,确实做到了案件繁简分流,体现了高效率。就公正而言,从F法院的试点情况来看,已审结的180件案件,无一上诉,效果显著。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服判息诉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公正的实现程度。而从对最高法院中期评估论证会的报道来看,试点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结刑事案件1.2万余件,当庭宣判率为95%,超过90%的案件立案后10日内审结,被告人上诉率仅为2%,检察机关抗诉率、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为零[6],效果也不差。

(二)为法院缓压:实现了优化配置与成本控制的统一

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司法成本是现实的。“诉讼经济原则落实到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是要在关注人权保障的主题下注入新的司法观念与程序机制。”[7]还是以F法院刑事审判庭为例,为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审判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诉讼效率、保证案件质量,该庭根据人员情况设立了一个速裁、简易程序审判组,由两名资深法官负责,主要审理被告人认罪的速裁和简易案件;两个普通程序审判组,由庭长、副庭长分别和一名青年法官组成,主要审理疑难、复杂案件。从运行效果来看,速裁、简易组(三分之一的法官)审结了约70%的案件,重在案件的审判效率;而普通程序审判组(三分之二的法官)审结了约30%的案件,重在案件的审判质量,且该院法官人均结案量、办案效率等指标均居全市前列,案件质量与往年相比,也有大幅提高,达到了预期目的,详见下表:

BF法院刑事审判庭结案情况(2014.12.20-2015.6.30

审判组

法官

结案量

法官个人结案比例

审判组所占比例

速裁、简易组

徐**

245

47.30%

70.66%

王**

121

23.36%

普通程序审判组1

白**(庭长)

3

0.58%

9.46%

29.34%

陈**

46

8.88%

普通程序审判组2

于**(副庭长)

53

10.23%

19.88%

董**

50

9.65%

合计

518

100.00%

100.00%

备注

统计不包括未成年人审判庭数据

 

(三)为社会解压: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案件,大部分都与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达成刑事和解、赃款赃物已经退赔退缴。因此,对被害人来说,其损失得到了相应弥补;对被告人来说,得到了从宽处罚,也从中汲取了教训;对公安司法机关来说,节约了司法资源;对社会来说,修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可谓一举多得,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 瓶颈探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 速裁程序内生动力不够

从现有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相应依据来看,我国的速裁程序设计更偏重于庭审程序的简化。也就是说,在速裁程序的适用过程中,法院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法院应当是速裁程序的积极响应和推动者。然而,尽管两年的试点期限已经过半,但试点法院却冷热不均:各城市之间、同一城市的不同法院之间,适用情况并不均衡,这从前面的统计当中也能得到印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近期也到北京、浙江[8]等地法院进行督查,以推动该程序的适用。这说明,速裁程序的内生动力尚未得到有效挖掘,制度价值尚未得以实现。

(二) 速裁程序外援力量不足

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当中,仅有法院的提速显然不够,也离不开公检司三机关的参与和推动。但从试点情况来看,公检司三机关参与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积极性并不高,限制了速裁案件的比例和效率。就公安机关而言,由于适用速裁程序的证据标准并未降低,其没有动力和意愿去提速侦。就公诉机关而言,虽然庭审程序也得到了相应简化,但审查起诉的时限较短,加之尚无明确规定允许与被告人进行量刑协商,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的积极性也不高。就司法行政机关而言,其主需要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并对判处缓刑和管制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为申请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在整个诉讼程序当中承担的都是义务性规定,也无参与的积极性可言。

(三) 二审操作程序不明

尽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上诉率并不高,但也有部分案件的被告人提起上诉,且上诉理由不仅有量刑过重,还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等。这些理由完全推翻了速裁程序适用的基础,也与其在一审阶段的承诺相悖,加之一审程序略去了法庭辩论和法庭调查,使得二审程序陷入两难:如果二审仅作形式审查,实质上变成了一审终审,则失去了审级监督的意义;如果二审作实质审查,相当于宣告了一审程序的无效,也沦为了实际上的一审终审。

(四) 案件适用范围过窄

从《决定》和《办法》的规定来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限于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行贿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范围相对较窄,使得司法实践中很多量刑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例如,包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案件)无法纳入范围,限制了速裁案件的适用比例。如前所述,从实践来看,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案件类型也较为单一。

 

四、 成因透视:影响速裁程序适用的原因分析

 

(一) 适用的依据尚待完善

尽管公安部、司法部参与了《办法》的制发,但涉及侦查机关和社区矫正机关的内容较少,使得侦查活动、审前社会调查,非监禁刑的执行活动尚未有效纳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无法实现全程序的速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有规定未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的侦查活动作出具体时限限制,亦未对相应证明标准给出指引,体现不出快侦;二是未确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委托社会调查,亦未明确可以不等调查结果反馈即可先行判决[9],导致很多案件因调查报告未及时反馈而无法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二) 救济程序设置尚须填补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加快了办案速度,提升了效率,略去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证明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案。对于此类错案,是按照普通案件的标准去救济,还是应当设计一套独特的救济途径?承办法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

(三) 证据证明标准尚须重构

   现有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相关规定并未涉及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因此,侦查机关在侦查时仍然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去收集证据。按照这一证据标准,侦查机关显然难以提速。要实现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的全程序提速,理应适当降低证据标准,重构一套与速裁程序相契合的证据收集标准。

(四) 审级程序设计尚需完善

根据《决定》和《办法》的规定,适用速裁程序审理需同时具备如下四个条件[10]这意味着控辩双方对案件无任何争议,这也是庭审略去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预设了被告人在作出选择后不再反悔。但实践中,不排除一些被告人为了获取从宽处罚的利益而在判前作出上述承诺,可一旦一审判决宣告后,本着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被告人则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此时,二审法院应当如何审理,是否还需要开庭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是否可就事实和定罪量刑等作出不同的认定,仍属规定的空白,均需要进一步明确。

 

五、 路径探索: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设计

 

(一) 拓宽适用范围:提高适用比例

由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较窄,导致实践中适用案由较少、适用比例不高。结合司法实践,可将《刑法》第二至六章当中宣告刑符合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均纳入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以拓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提高适用比例,实现速裁程序的制度价值。

(二) 完善制度设计:实现全程序速裁

前已述及,速裁程序更多地体现在法院审理阶段的速裁,而侦查、审查起诉和执行阶段则不够明显。为实现全程提速,建议将《纪要》共识以及实践经验升华为适用依据:一是将速裁程序的启动前移至侦查阶段,充分调动公安机关在速裁程序中的积极性,从而做到 “快侦”、“快诉”、“快审”。二是建立刑事速裁案件快速办理通道,公检法司各部门在各环节办理速裁案件时,均在文书或卷宗上标注统一标识,以便快速交接、快速办理。三是实现社会调查前置,对于被告人处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公诉机关建议判处非监禁刑的速裁案件,由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委托司法局进行社会调查,调查报告已反馈的,随卷一并移送,未反馈的,附相应说明。四是设立速裁案件专办制度,确立相对固定的承办组办理速裁案件,从而推动繁简分流,提升办案效率,保证办案质量。

(三) 降低证明标准:确立自认印证规则

公安机关参与速裁程序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证据收集的标准未变,其工作量未减。“轻微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简化对整个诉讼程序效率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刑事速裁程序至少应当就可能适用该程序的案件类型对侦查环节提出具体的工作标准和时限要求,否则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可能会面临‘提速难’的问题。”[11]为提升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实现全程序提速,建议适当降低证据收集标准,确立自认印证规则:即,侦查机关在收集到与被告人对犯罪构成所作供述相印证的证据,就认为证据已经充分,可不再进行收集。公正审判的基础不是禁止自证其罪[12],而是建立正当程序使一个完全了解自己行为后果的人完全自愿地认罪。但对于自认的内容,仍须进行必要的审查判断,应“根据生活经验、常识、常理相信存在基本犯罪事实,相信该事实是被告人所为。”[13]但也不能完全采用民事案件中的自认规则,否则将与仅有被告人口供不能认定其有罪的规则相抵触。这也是本文提出自认印证规则的原因。

(四) 实行一审终审:取消上诉抗诉

前已述及,按照现行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制度设计,如果被告人于宣判后提起上诉,将会造成二审程序的被动:如果被告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上诉,由于一审程序根据被告人的承诺,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省略,二审程序很难就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审查作出评判;如果被告人对定罪量刑提起上诉,由于法院对被告人作出的处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如果被告人又反悔,对一审期间的承诺提出异议,相当于是出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二审法院也很难说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当。如果二审法院根据被告人的反悔行为而对一审裁判作出发改,则会引发被告人的不诚信行为,丧失了该制度设计的初衷。同理,如果赋予公诉机关抗诉权,实际是也是允许公诉机关自我否定,极为不严肃。是故,与其赋予形式上的上诉抗诉权,还不如借鉴民事案件当中的小额速裁程序,确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一审终审制,被告人不得提起上诉,公诉机关也不得提出抗诉。

(五) 允许控辩协商,推行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主要盛行于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我国尚未明确承认辩诉交易制度,但“辩诉交易制度原理在我国也有它存在的土壤,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理念的进步,诉讼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等都会对辩诉交易制度提出借鉴要求。”[14]而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现实操作,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的辩诉交易基础。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的条件之一——被告人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更是实质上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实质上是协商(权力与权利的协商)性司法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事实上,以刑事和解(权利与权利的协商)为代表的协商性司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得到了实务界的欢迎、理论界的认可,已经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因此,辩诉交易也应当有适用的土壤。因此,我国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应当引入辩诉交易的内容。

(六) 强化权益保障:实行强制法律帮助

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运行,均需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辅助,辩诉交易更是离不开辩护律师的参与。回归现实,一方面,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高,另一方面,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并不高。正是注意到了该问题,《决定》和《办法》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但从试点情况来看,值班律师制度的运行并不理想。而律师协助辩护是保障正当程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因此,建议借鉴强制辩护制度[16],建立起值班律师强制法律帮助制度。即,对于拟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自行聘请辩护人或未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指定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其适用速裁程序的法律后果,帮助其进行程序选择和量刑协商,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七) 赋予有限救济:严格国家赔偿

在实行自认印证规则和一审终审制的情况下,由于证明标准的降低,审级救济的缺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案,如果确实出错,应当如何救济?作者认为,仍应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但应根据出错的原因分类处理。对于被告人故意制造错误,顶替他人接受刑事处罚的,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撤销原审判决,但无须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基于对法律的认识错误而自愿认罪,公安司法机关并未审查清楚即对被告人审查起诉并定罪量刑的,则在再审时应当对行为人宣告无罪,并给予相应的国家赔偿。

(八) 制定法律规范:完善法律适用依据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但相应依据的位阶并不高、性质也不明。如果两年试点期限届满,该制度得以认可,应将其上升为法律规定,我们建议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开辟专门的章节予以规定,将其规定在《简易程序》之后,作为第一审程序的第四节——《速裁程序》。

 

六、    结论

 

“审判经验来源于司法实践,既不能脱离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指导和制约,也不能一味固守原理和定律、拒绝回应社会与实践的需求与发展。” [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行,使得被告人得到了从宽处罚,被害人的损失得到了及时赔偿;公安司法机关提高了司法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是一项多赢的制度。其诠释了效率如何通向公正,证实了效率与公正并不总是对立,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实现兼得。

(本文荣获第二十七届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二等奖)

 



[1] 该院是某直辖市一近郊法院,近年刑事案件结案量在800-900件之间,是全市率先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法院,无论是案件量还是适用比例均处于全市法院前列。

[2] 统计截止至2015627,主要考虑该日正好是《决定》发布一周年,相应数据较有研究价值。

[3] 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布的裁判文书,统计日期自《决定》发布之日到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中期评估论证会召开之日。由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文书均是生效且公开的文书,加之统计手段、方法的差异,所得出的数据与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中期评估论证会中的数据有所不同,但统计各试点城市公布的速裁案件方法一致,应能客观反映各试点城市的实际状况。

[4] 【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罪》,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版,第56-57页。

[5]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6] 参见胡永平:《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中期评估论证会》,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8/27/content_36427663.htm,于2015830浏览。

[7] 詹建红:“论诉讼经济原则的司法实现——一种控辩协商合意的制度立场”,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3期,第53页。

[8] 参见《黄尔梅检查北京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载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4603.html;《最高法副院长黄尔梅到杭州法院督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载http://www.hzcourt.cn/art/2015/6/12/art_40_12402.html.2015623浏览。

[9] 尽管《纪要》中明确了“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办理登记接受手续,落实矫正措施,不得因为没有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而拒绝接收”,但实践中,居住地和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此种情形相互推诿实为常态,因担心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导致对被告人无法送交执行,对于调查报告未及时反馈的,法官通常会选择适用其他程序进行审理,这降低了速裁程序的适用比例。

[10] 适用速裁程序的条件: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3、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4、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11] 王长水、曹晓可:“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之初探”,载《公民与法》2014年第11期,第44页。

[12]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公正的审判:美国历史上的刑事被告的权利》,杨明成、赖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2页。

[13] 谢登科:“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43页。

[14] 朱玉玲、佀连涛:“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之理论探析——兼论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99-102页。

[15]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公正的审判:美国历史上的刑事被告的权利》,杨明成、赖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2页。

[16] 所谓“强制辩护,是指在被指控人自行辩护存在某种障碍的情况下,为使被指控人能有效地行使辩护权,法律规定不管被指控人同意与否,都必须有辩护人为其辩护。”见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17] 范愉:“诉讼调解:审判经验与法学原理”,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28页。

责任编辑:唐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