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旧版回顾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当前位置: 首页 > 审判研究 > 理论探讨
认真对待权力(利):刑事分案处理的“失范”与“规范”
作者:陈艳飞  发布时间:2017-09-29 09:09:50 打印 字号: | |

一、     实践之惑:刑事分案处理“失范”的现实表现

 

从司法实践来看,分案处理的“失范”,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  存疑型分案处理

存疑型分案处理,是指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涉嫌共同犯罪的部分同案犯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存疑时,在指控其他同案犯的起诉书中列明该人的犯罪事实但标注为另案处理,待法院对其他同案犯作出裁判后再决定是否起诉该人的情形。

典型案例一:公诉机关指控,臧某(另案处理)因其景观石场搬迁问题与主管搬迁工作的某镇政府干部韩某发生矛盾,指使葛某雇佣他人殴打韩某,葛某遂通过他人,雇佣被告人王某、郭某、刘某、李某将韩某打伤,致韩某轻伤一级。公诉机关以葛某等五人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韩某将臧某以及葛某等五人均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经审理,合议庭认为认定臧某指使葛某雇人殴打韩某的证据不足,遂提请审委会讨论决定。审委会研究后,建议公诉机关对臧某提起公诉,两案合并审理后再做决定。后公诉机关对臧某提起公诉,经并案审理,控辩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臧某否认有指使葛某的行为。合议庭坚持此前意见。后公诉机关以证据不足撤回对臧某的公诉。经提请审委会讨论,审委会认为公诉机关既然撤回对臧某的公诉,建议其变更此前起诉书中指控臧某的内容。但公诉机关明确表示不变更。案件陷入僵局。在诉讼过程中,韩某多次来信来访向法检二机关施压,要求追究臧某的刑事责任。

(二)  失误型分案处理

失误型分案处理,是指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因工作疏忽遗漏犯罪事实或者被告人而导致的分案审理。

典型案例二:王某、李某、刘某等人在201110月至201112月间多次盗窃、抢劫,于20134月被法院以抢劫罪、盗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十五年不等。20144月,公诉机关指控,20111272时许,被告人杨某(处于取保候审状态)伙同王某、李某、刘某等人[1](均另案处理)驾车至某工地,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将工地保安员控制,欲抢劫该工地电缆线,因该工地电缆线被转移而未果。经开庭审理,杨某否认参与犯罪,并当庭提交了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鉴于此种情况,法院建议公诉机关继续补充侦查。后公诉机关提供了推翻杨某提供的证据的证据,又将王某、李某、刘某解回审理并提起公诉。后法院将两案并案审理。庭审中,除王某外,其余被告人均翻供,否认自己及杨某参与抢劫[2]。该案提交审委会讨论后,审委会的意见是,以抢劫罪(未遂)对杨某、王某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两年不等,对王某、李某、刘某按漏罪与前罪并罚,但不增加决定执行的刑期。

(三)  功利型分案处理

功利型分案审理,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基于工作绩效等原因,将本应并案审理的案件拆分为多个案件进立案侦查、起诉或审判。

典型案例三:公诉机关分三案起诉称:被告人张某1伙同张某2、张某3(未成年人)窜至李某经营的木材厂内,持镐把将该厂内的汽车、铲车等物品损毁,并对前来阻止的范某、王某进行殴打。经鉴定,被损毁物品价值人民币14 099元;范某、王某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轻微伤。该三案系同时起诉,分别由未成年人审判庭和刑庭的不同法官审理。李某、范某、王某均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

 

二、     积弊分析:刑事分案处理“失范”的弊端

 

(一) 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

1、侵害被告人的可期待利益

案例一中,由于公诉机关在“诉讼策略”上的分案起诉,加之无罪判决较难、被害人的信访等因素,导致案件多次补侦、审理仍久拖不决,造成了事实上的超期羁押[3],既使被告人经历迟迟等待不到判决结果的煎熬,也使得在共同犯罪当中作用较小的被告人也得到了较重的刑罚处罚,有失公允。案例二中,如果公诉机关当时未漏诉犯罪事实和被告人,由于系未遂,在量刑上对王某等人影响并不会太大,但分案审理后,则需要并罚,显然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尽管法院在并罚时并未增加决定执行的刑期,但被告人的罚金刑需要累计并科,在服刑期间获得的减刑利益也会被取消,对其难说公平。

2、造成同案犯量刑不均衡

有主从犯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主犯与原告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对原告人进行了高额赔偿,取得了原告人的谅解,法院会对其从宽处罚。而如果分案审理的从犯无力对原告人进行赔偿,也未取得原告人谅解,则其最终的判决结果,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刑事部分量刑结果可能与主犯大致相当。这对于从犯而言,难以称之为公平。相反,如果并案审理,则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并案审理时,因各被告人通常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完全可由原告方和被告方一并打包达成和解协议,即便从犯无力赔偿,也能享受刑事和解带来的从宽处罚利益,也能实现量刑均衡。至于各被告人之间的赔偿份额,则由其自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由先行垫付者通过诉讼向其他人进行追偿即可。

(二) 违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导致被告人面临多次起诉

案例一当中,虽则客观事实上,不排除臧某有指使行为,但法律事实上,确实无法确认臧某有指使行为。但公诉机关并未严格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相反,其采取了试探性诉讼策略,导致臧某面临多次指控[4]。“尽管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都属于特殊群体,但也都体现和反映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5]认真对待权力就是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他人权利,就是认真对待自己权利。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宪法,是因为其最能体现一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状况和程度。尤其在我国,在宪法尚未司法化前,刑事诉讼法应当担负起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如果不对国家的控诉权进行必要的规制,每个人都可能面临无休止的指控,社会将会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状态。

(三) 违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原则:导致法律适用困难

案例中,由于公诉机关指控时遗漏犯罪事实,相当于人为制造了漏罪,此种情形下能否适用漏罪并罚的条款值得商榷。由于被漏诉的被告人不在押,为伪造证据提供了可能,加之解回审理的被告人翻供,使得案件事实难以查清。案例三中,各被告人之间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在分案的情况下,民事部分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一种是部分被告人与原告人达成了调解或者和解协议(通常数额高于法定赔偿数额)且实际履行,此时,对于未与原告人达成协议的被告人,其民事责任应当如何承担?另一种是分案的审理的案件均未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需要作出判决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的法官掌握的司法尺幅存在差异,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此时,为保证案件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即便同时立案,也须先对一案作出判决,待该案生效后,后判决的案件才能作出判决。再有,从现行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来看,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并不一致,在分案处理的情况下,被害人针对不同的被告人选择不同的诉讼方式,在各被告人之间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将使得案件难以处理。

(四) 违反诉讼经济原则:浪费司法资源,增加诉讼成本

1、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

前述案例一,案件经历了侦查、起诉、一次开庭、补充侦查、一次审委会、追加起诉、二次补充侦查、二次开庭、撤诉、二次审委会等,案例二也经历了侦查、起诉、一次开庭、补充侦查、解回审理,二次开庭、审委会等程序。毋庸置疑,分案处理不仅没有提高诉讼效率,还走向了相反的方向,造成了案件久拖不决,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补充侦查、庭审、审委会当中增加了司法成本,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2、增加了诉讼成本,使当事人面临诉累

涉及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在分案审理的情况下,原告人针对每个案件均需提交相应的诉状、证据材料,均需参与每个案件的庭审等。将本来一个案件就能解决的问题分为多个案件解决,显然增加了原告人的相应诉讼成本,增加了其诉累。案例三就是典型代表。实际上,该案全案由未成年人审判庭审理应当是理想的选择。

(五) 违反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原则:损害司法权威

由于不当分案处理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原告人的诉讼成本增加、诉讼拖延、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等,不仅当事人不满意,社会公众也不答应。其后果便是,本应是解决社会矛盾的终局裁决的法院裁判不具有终局效力,大量利益相关主体还要通过信访等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而相关部门迫于信访的压力,又不得不对案件提起再审。如此,案件进入了恶性循环,使得本就不高的司法权威更加岌岌可危,难谓明智之举。

 

三、     成因探查:刑事分案处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 理论层面:分案处理的理论研究不深入

翻阅各大高校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几乎没有一本教材针对刑事案件分案处理进行专门的论述。查阅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中国知网”,关于“分案审理”的论文也仅有13篇,而发表于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SSSCI上的仅有5篇。[6]可以说,关于刑事案件分案处理的研究并不深入,有诸多空白需要填补。

(二) 法律层面: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完善

由于理论研究不足,导致刑事案件分案处理的法律规定不完善。“综观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体系,从总体上而言,不但刑事诉讼法中欠缺规范合并与分案审理的原则性规定,而且有限的司法解释中涉及合并与分案审理的条款也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7]相应地,这种无章可循的状况也使得司法实践中分案处理更是随意和混乱。

(三) 观念层面:受传统刑事司法理念束缚

受重打击犯罪、轻保护被告人人权的传统国家本位主义刑事司法理念影响,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基本上都从有利于自身办案角度出发处理问题,鲜有从维护被告人利益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不当分案审理也在所难免。

(四) 权力层面:不当程序制裁后果缺失

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是否应当分案,应当如何分案,只有软性约束而无刚性约束。[8]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实践中的不当分案处理之所以过多过滥,与缺乏对此种不当行为的制裁有很大关系。如果一种不当行为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制裁,反而能得到某种利益,这实际上是变相鼓励该不当行为。为减少甚至是杜绝不当分案处理行为,就应当建立起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使得这种不当行为不仅得不到利益,还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

(五) 权利层面: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被忽视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因此,被告人无权申请分并案处理,也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无从维护。[9]“在牵涉到重大诉讼利益,当事人应当有权利和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程序不满时应当有救济的途径。但在目前,究竟是合并还是分案审理,均是由司法机关单方面决定,当事人无论是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环节,都没有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也不享有对合并与分案审理决定不满时的程序救济权利。”[10]由此看来,赋予当事人必要的程序选择权就显得尤为必要。

(六) 制度层面:不当业绩考核压力下的侦诉审策略

1、    无罪判决压力下的试探性诉讼

就公诉机关而言,当提起公诉的案件被法院判决无罪,对其而言显然难以接受,此外,还可能涉及到国家赔偿等问题。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公诉机关难免会出现案例一当中的情形:在指控他人的起诉书中认定该人的犯罪事实,但不提起公诉,如果法院在判决书中也认定了相应事实,则另案起诉,如果法院未认定,则不再提起公诉,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2、    高结案数考核下的人为造案

实践中,结案数是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体现其工作量,在争优评先中胜出,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均存在将共同犯罪案件拆分为多个案件处理的情形。而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掌握着当事人的财产、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如其滥用权力,将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正所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

(七) 救济层面:弥补工作疏忽的补救措施

如前述案例二,部分多人多起犯罪案件当中,由于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疏忽,遗漏了部分犯罪事实或被告人,导致案件不得不分案审理。此种分案审理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客观上侵害了被告人的权益。首先,被告人所犯漏罪将与前罪进行并罚,导致量刑畸重;其次,被告人在服刑阶段取得的各种减刑利益将作废[12],导致被告人作出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对于被告人来说,显然难以接受。

 

四、     路径探索:从“失范”到“规范”

 

(一) 丰满理论:厘清并案与分案处理的界限

理论创新来源于实践更应服务于实践。“法官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因素是安乐椅上的法学家难以想象的,因此,司法实践更可能是法学理论发展创新的基础,而不是相反。”[13]法学理论界应当注重实务界的声音,就司法实践遭遇的难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并给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刑事分案处理不应当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随性而为,而应当是经过综合权衡后的最优选择。要实现此种“最优选择”,需要对并案与分案处理的理论依据进行深入研究,创设分并案处理的规则和原则,这需要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人员的实践创新,也离不开法学家们的研究和努力。

(二) 更新理念:坚持正确的刑事司法理念[14]

第一,坚持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派生标准。“保障每个人都既不受犯罪的侵害,也不受国家权力滥用的侵害,这才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15]如果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坚持了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显然不会再出现类似于案例一的试探性诉讼,也不会衍生出来后续的一系列诉讼,也就不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

第二,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如果法院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非法证据坚决予以排除,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一律宣告无罪,这显然能够消除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对证据不充分的案件采取试探性诉讼的做法。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不仅要求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做到全面、细致、依法、依程序收集,也要求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不合格的证据排除出去,坚持让真实、合法、有关联的证据说话,摒弃有罪推定,杜绝冤错案件。

第三,坚持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要求相关诉讼主体均亲自到庭参与诉讼,这意味着除同案犯在逃等其他特殊情况外,所有同案犯原则上均应在一个案件当中审理。亦即,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应当以并案审理为原则,以分案审理为例外。只有在并案审理会影响到公正和效率时,才应选择分案处理。坚持直接言词原则,则可以避免一些人为的不当分案处理。

(三) 限缩公权:引入程序性制裁措施

所谓程序性制裁,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程序所要承受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实体性法律后果来看,就是使那些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之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判决、行为以及羁押命令,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产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16]就不当分案处理而言,可根据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度分为严重和一般两个等级,分情形予以制裁,具体如下: 其一,公安司法机关的不当分案行为影响当事人合法权利严重的,该行为归于无效。譬如,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时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但公诉机关未起诉的,不得再提起公诉。其二,公安司法机关的不当分案行为影响当事人合法权利一般的,作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譬如,因为不当分案处理而导致并罚时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应当从轻量刑。

(四) 尊重私权: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如前所述,由于司法实践当中,是否分案处理完全取决于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在此过程中只能被动接受该程序及其带来的后果,没法形成相应的制约关系。因此,应当赋予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主要是被告人、原告人)以下两项权利:一是赋予当事人分案处理选择权。例如,涉黑等特殊案件,为避免同案犯间相互指控有罪而遭受不利,可赋予相关人员请求另案处理的权利。二是赋予当事人分案处理异议权。例如,公安司法机关决定分案处理时,当事人认为会侵害自身权益的,可提出异议,决定机关应予以答复。

(五) 完善制度:取消违背司法规律的考核

首先,就公安机关而言,应取消破案率、批捕率等考核排名。如此,可避免公安机关为片面追求高破案率、高批捕率而将本应一并处理的案件拆分为多个案件处理。

其次,就公诉机关而言,应取消结案数和有罪指控率等考核排名。如此,可降低控方为避免出现无罪判决而采取的试探性分案诉讼,为提高结案数(率)而将案件拆分为多个案件起诉。

再次,就审判机关而言,应取消结案数的考核排名,淡化结案率的要求。如此,可降低审方为片面追求高结案数(率)而采取人为分案审理的情形。

(六) 提升素质: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

一要增强责任心,杜绝因工作失误或者轻率分案而导致的不当分案处理。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当事人的利益。

二要提升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办案能力和水平。就侦查人员而言,要提高证据收集能力,尤其应注重对现场物证、痕迹等客观证据的收集,使证据真正实现合法、确实、充分;就公诉人而言,应当严格把关在案证据,缺失的应当及时补充,存在瑕疵的应当及时补正,证据不足的应当不予起诉;就法官而言,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规则,引导侦查人员、公诉人围绕着审判收集、审查证据。

(七) 规则制定:出台刑事分案处理的法律规范

刑事案件合并与分案审理,表面上是国家司法机关在诉讼中不经意的合并或分离行为,但其背后深刻反映了诉讼法在诉讼效率和人权保障方面的取舍态度,体现着一国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精密程度。[17]公安司法机关在分案处理的过程中,应当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权利,不能为了自身的蝇头小利而牺牲当事人的重大人身利益。为规范分案处理,防止不当分案处理带来的弊端,确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作者建议两高一部适时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以统一标准。

 

五、     结语

 

分案处理,表面上是公安司法机关的一种办案处断,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法理基础,关乎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关乎司法效率、司法成本和司法权威,关乎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公安司法工作人员培育正确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认真对待手中的权力,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需要公安司法机关摒弃那些违背司法规律的做法,更需要相关部门将实践中的经验等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唯有如此,法治社会才能早日建成,法治中国也才能早日到来。    

(本文荣获第二十七届北京市法院学术讨论会优秀奖)



[1] 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时,王某、李某、刘某等人正在监狱服刑。

[2] 庭审中,王某、李某、刘某等人均当庭责问公诉人,既然认定自己参与该起犯罪,为何前次审理时不指控?难道当时不构成犯罪,现在又构成犯罪?公诉人当庭无言以对。

[3] 按照何家弘教授的观点,超期羁押包括形式上的超期羁押和实质上的超期羁押。前者指法定羁押期限届满后没有办理任何继续羁押手续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后者指在形式上办理了继续羁押手续,或者说从表面上看是合法的羁押,但实质上是超期羁押,譬如多次的发回重审和反复的补充侦查,亦可称为“久拖不决”的案件。参见何家弘主编:《迟到的正义: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6月版,第305页。

[4] 在起诉葛某等人的案件中,虽然臧某未被列为被告人,但事实部分认定了其犯罪事实,且原告人将其列为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因此,第一次庭审时其经历了一次指控;后公诉机关又对其提起公诉,这是第二次指控;后公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公诉,这意味着如果有新证据,臧某还可能面临第三次指控。

[5] 伍浩鹏著:《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平衡:以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为分析视角》,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11月版,第17页。

[6] 201574日查阅。

[7] 张泽涛、崔凯:“刑事案件合并与分案审理立法梳理及法理评析”,载《政法论坛》20135期,第105页。

[8] 参见邓志伟、陈盎然:“刑事案件不当并案审理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9期,第95页。

[9] 胡丽英:“我国共同犯罪分案诉讼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

[10] 张泽涛、崔凯:“刑事案件合并与分案审理立法梳理及法理评析”,载《政法论坛》20135期,第106页。

[11] 【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犯因漏罪、新罪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应如何处理的意见》中明确规定:“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因被发现漏罪或者又犯新罪而依法进行数罪并罚时,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

[13]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苏力自序第Ⅶ页。

[14] 关于如何转变执法理念,何家弘教授有过比较全面的论述,现摘录如下: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权利本位的执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执法观;从长官至上的执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执法观;从军事斗争的执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执法观;从暗箱操作的执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执法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参见何家弘主编:《迟到的正义: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6月版,第310页。

[15] 参见孙锐著:《冲突与调适: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8月版,第171页。

[16] 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155页。

[17] 参见张泽涛、崔凯:“刑事案件合并与分案审理立法梳理及法理评析”,载《政法论坛》20135期,第111页。

责任编辑:唐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