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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书有关的日子
——我的阅读记忆
作者:朱乐  发布时间:2018-05-22 14:08:30 打印 字号: | |

儿时最初的课外读物,是连环画。一页一幅黑白的图片,下面三五行小字算是正文,这种图文结合的小书我想对每一位7080后青年并不陌生,这是我们那代人的精神食粮。时至今日,具体的书名和内容都已经记不清了。

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头,算来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读过的一些历史小说。第一部是《呼杨合兵》,是在发小家床铺底下发现的,厚厚的一大本,对那个时候的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也属鸿篇巨著了。可能出于对书的一种本能的喜欢吧,我极尽讨好之能事,最终瞒过大人,偷偷地从发小那儿将这本书借了出来。接下来就开始了我的“啃书”生活,具体多久看完得记不清了,回忆里最深的是每次蹲坑都会抱着这本书,直至腿麻扶着墙走出,书也被我翻得几近“五马分尸”了。最终这本书“魂归何处”,归还与否,现在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于书中的主要人物及大体内容,即使是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却还依稀记得,反倒是正规课堂上老师灌输的“传统教育”,却真真没有留下一点印象。在80年代的教育中,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识字的数量是有限的,对于这样一本几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更多地是一种“猜读”。我想,正是这种“猜字意”“猜情节”“猜梗概”的过程,给了我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创造感,比起一目十行的成年阅读,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不同的读书乐趣。

或许是一本《呼杨合兵》不过瘾,偶然的机会,我又从哥哥那儿(或者是哥哥的同学)弄到了《呼家将》《小将呼延庆》,这些书都是在小学三年级读完的,而记忆中,对大部头书的阅读也终止于小学三年级。一次自习课上,当我痴痴地沉浸在《小将呼延庆》创设的情节中时,一双眼睛盯上了我。于是我成了班主任的“座上客”,经过一番生存教育,最终书被没收了。后来,去办公室抱作业本的时候,看到它捧在了班主任的手里。

后来,小学生活中可能再也没读过什么“大部头”了吧,记忆中是这样的。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在阅读生活极其贫乏的日子里,我庆幸我有过不受拘束的个性化的阅读,我也遗憾这种个性化的阅读兴趣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后来我成了老师的“顺民”,日日咀嚼着成年人为我们统一定做的阅读内容,不管你多高多胖、多矮多瘦。

再次拾起对课外阅读的兴趣,已经是在初中了。大概是在初二的时候,某天哥哥从部队上寄回了两大箱东西,晚上我回家开封一看,全是书,大部分是文学的书。于是我的生活不可遏制地再次吹响了“向阅读进攻”的集结号。那时是不敢把书带到教室去的,我只能盼着早早放学,好回家“饱读诗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时读书是不敢用笔划的,也舍不得划。于是我专门找了一个作业本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段落和词汇。有《平凡的世界》的日子,感觉自己就是孙少平,处处留意女同学中,谁会是那个田晓霞、谁会是那个郝红梅。

当然,哥哥邮寄的书中也有“坏书”。记得其中有本书叫《鹿儿沟》,讲述的是东北一个山村里发生的故事,里面充斥着赤裸裸的对“性”的描述。对于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这是一片充满诱惑的“新大陆”。印象最深的是,我会将其中关于“性”的描述的片段,摘抄在纸片上,在同学之间传阅(当然,只限于男同学),于是,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成了他们丰富生活的“必修课”。记得一个小伙伴为了将卡片拿回家阅读,花掉父母给的所有零花钱,请我打了一个下午台球,不管方式正确与否,在那个羞羞答答的年代,或许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性教育吧。

书读得多了,“创作的欲望”便不可遏制。在初中,我也开始了我最初的写作——写“情书”。那是在一次暑假的补课中,几个班的同学拼在了一个大教室里上课。一次上课时,我偶然发现右后排一个留着齐肩短发女孩,于是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再看时发现她也在看我,于是我们眉来眼去,眼去眉来,心有灵犀,暗生幽恋。课余时间,趁别人不注意,我将写好的纸条夹在了她下节课要用的课本里。纸条大意为,仿佛前世似曾相遇,醉心已久,爱慕不已,可否交个朋友。我还斗胆在纸条背面用笔弱弱地写几个斗大的英文词汇:l love you!那时我们是在初中才开设英语课,想来实在想不出更高妙的表达方法。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回复,是她一个姐妹直接将纸条(其实是在完整的一张纸上书写的,叠成了一个“心”字形)送给我的,我攥着那纸,忐忑不安,目望黑板,心已远飞。一回到家,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小心打开,一行行娟秀字体,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意为彼此同心,实属有缘,小女子从了。最关键的是,她复信的背面也轻轻地描了几个英文字母:l love you!就这样,我们算是确立了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初二一年,就这样写了足足三十多封信,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纸条,因为既没有贴邮票,又没有盖邮戳,更没有劳驾邮差。所有的信件传递都是在她的姐妹与我的一个患有侏儒症的同学之间进行的,传递的路径不外乎我们教室侧面的一扇窗户。写信和等信的日子,都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富足、很才气。这些纸条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都在不经意间遗失掉了,如同我的青春!

进入高中,依然保持着对书的热爱。将平时少得可怜的零花钱攒起来,买漂亮的笔记本,借书抄书。现在我的抽屉里还保留着两小册买的日记本,用稚嫩的字体,抄写着一些名言警句。高中时代的读书是最功利的,无非为了高考;高中时代的读书又是最学以致用的,正是为了高考。记得高中时,虽然经常去新华书店逛,但却买不起书。更多时候是借书读。记得有一次从同学那儿借来了一本厚厚的《唐诗鉴赏辞典》,我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专门买了三个日记本,将里面的古诗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我们的语文老师姓赵,是一个酷爱藏书的人,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他家一排排的书架,和书架上一排排的书。后来我也偶尔会向他借书读。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像他一样,有一个大房子,排满书架,书架上摆满书,想看哪本看哪本,想什么时间看就什么时间看,不亦乐哉。

我对古文的兴趣,真正始于高中。记得有一次,从赵老师那儿借回了一套《左传》,没有翻译和注释。我啃了一个多月,大体读完了这本文言巨著。记得为了读懂里面的一些词汇,我专门去县里仅有的一家新华书店,花巨资买了一本《古代汉语字典》,为了买这本书,我整整吃了一个月的咸菜。语文课上,我最乐于质疑,或许是为了显摆自己博学吧,而事实也常常证明我的质疑是对的。高中期间,作文常被当做范文传阅,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摸底考试之前,虽然时间紧迫的很,赵老师还是在考前讲评了一篇我的作文,那是我根据屈原的《国殇》加之哥哥的从军实践构思的一篇文章,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文章里,我哥哥被我“光荣”掉了,文章的末尾引用了《国殇》的那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我一直就对屈原的《国殇》有好感,尤其是在读大学期间,军事历史课上,女教授问谁能背出国殇,同学们都低下头祈求灾难降临在别人头上时,我挺身而出,抑扬顿挫地卖弄了一番,当然准确率并没有达到100%,但女教授还是大大的褒奖了我一番,我的虚荣心也爆棚了一次。

大学时期,电脑刚刚流行,手机还未完全普及,所以读纸质书仿佛是生活的大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尤其是在获得一万元的国家奖学金后,我的购书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成了烟台书城的常客,而且购买的多是古籍套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聊斋志异等尽收囊中。

我的大学生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读书,一是读她。她是我的高中同学,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我便再也无法自拔,可在高考重压之下,这种青春遐想只能让位于命运之战。本以为,高中那股爱慕会随着高考的结束戛然而止。谁曾料想,命运却安排我们在同一个城市读书,从她所在的大学到我所在的大学,仅有五公里的路程。这五公里的路程上,两年多的时间里,往返传递着我们之间的近五十封书信。这是真正的书信,贴邮票,盖邮戳,劳动邮差。

当我的第一封书信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并将我的心交给了她。五十封书信,来来往往,往往来来,两颗年轻的心在碰撞、在交织、在互相汲取养分、互相获取力量。

记得,我们在信中,往往会通过一些歌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抄给我的《我怕来不及》,和我抄给她的《一生有你》,直到今天,一听到这两首歌,我都会想到她,仿佛这些歌已经专属于了我们。

这份柏拉图式的感情,曾经陪我度过了我的大学前三年,在大学第四个年头,她去了青岛,我备战考研,虽然也会联系,但已经不是书信,而是手机。如果没有这份感情,我不知道我那三年会怎样度过,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有那么强烈的动力去拼搏,不管她认可与否,这三年既属于我,也属于她,正是源于彼此的那份鼓励,我们没有荒废青春、没有游戏人生。正是因为想给对方一个优秀的自己、一个完美的自己,所有才有了上进的动力、才有了拼搏的劲头。

往事不堪回首,我们之间感情的“无疾而终”,现在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情结,既有幽幽缺憾,又尚留丝丝暖意。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妻、为人母,一次偶然的联系,没有过多的语言、没有尽力的解释,只有彼此的祝福,谜还是迷。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沉有一些人、一些事,在微风拂面的春天、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在久久难以入眠的时刻,她(他)会涌上你的心头,他(她)身处何方?她(他)过得怎样?她(他)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

文字,是民族记忆的精神密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更多地是关心“房子、车子、票子、娘子”,有多少人会倾心“文字”?于是,读书成了一种庸俗的事,“你全家都是知识分子”成了一种侮称。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孩子与洗脚水一起泼掉,国人便没了信仰、没了灵魂,政治标语支撑不起精神的乏力,物质刺激满足不了灵魂的需求,毕竟肉身走得太快,灵魂已经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责任编辑:唐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