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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官”时代的裁判模式重构
——以“十大名案”的审判为研究样本
作者:陈艳飞  发布时间:2018-09-04 09:33:03 打印 字号: | |

  1. 为“自法官”现象画像:被争夺的裁判权

     

  1. 失守的裁判权:基于“十大名案”的观察

裁判权被“争夺”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事情,但新近表现得更为普遍和激烈。在此,我们不妨对近年影响中国司法进程的十大名案做一近距离观察。

1.对“十大名案”的考察

 

 

 

 

 

 

 

 

 

 

 

 

 

 

 


2.对“十大名案”的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十大名案无一例外都因受到强烈关注而使案件裁判结果表现得扑朔迷离。有的案件的处理遵从舆论主流意见,但裁判结果是否妥当则值得商榷;有的案件根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作出更为克制的裁判,但最终却挡不住强大的民意而通过提审或再审;有的案件违反法律程序随民意而变动;有的案件的审理在各方放大镜般的窥视下显得不知所措、难以下判。

  1.  “自法官”现象白描:法官角色的泛化

  1. 法庭内的“自法官”现象

  1. 当事人的“自法官”现象

在法庭内,对于当事人而言,由于案件关涉切身利益,任何一方都会想尽办法来“争夺”利益。除通过提供证据摆事实、说法理来说服法官支持自己的诉求外,部分当事人还会通过缠诉、闹庭、信访、威胁甚至借助媒体、自媒体舆论造势等非正常途径来影响法官的决策,从而实现“自我裁判”。

  1. 律师的“自法官”现象

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虽然大多数时候与委托人持相同立场,但有时也掺杂着自己的利益。比如,在为名人代理案件或者代理影响较大的案件时,往往没把工作重点放在法庭内,而是通过媒体、自媒体来披露案情、发表一些带有倾向性甚至是混淆视听的言论,以期通过自己对案件的“裁判”来左右法官的裁判。

  1. 公诉人的“自法官”现象

    公诉人在法庭上作为刑事责任的追诉者,当庭不仅会发表案件的定性意见,而且还发表量刑意见,完完全全就是一名“准法官”。值得注意的是,公诉人在出庭时往往还要强调其“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似乎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判者”。

  1. 法庭外的“自法官”现象

  1. 学者的“自法官”现象

法学学者作为法律专家,其观点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往往具有很强的话语权。正因为如此,部分学者并不满足于在象牙塔内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还往往以法律专家身份对在审案件接受媒体采访或者通过自媒体发表倾向性意见,更有甚者通过代理案件或者参加一方当事人组织的所谓专家论证会,出具专家意见书来影响法官的裁判。

  1. 新闻媒体的“自法官”现象

新闻媒体作为现代社会除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争议案件中总会自诩 “正义的使者”,其对案件的倾向性报道往往左右着案件的结果走向,很多时候扮演着很强的法官角色。

  1. 网民的“自法官”现象

网民自诩为民意代表,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等特点,其对案件的评判不一定代表着普通大众对案件的认识,往往掺杂着个人的喜好、厌恶、泄愤等情绪,其借助网络平台、自媒体等迅速发酵并形成激烈“民意”传导到法官那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也有相当的影响。

  1. “自法官”现象归总:人人都是法官

在自媒体时代,民众通过自媒体等来行使对案件审理的正常监督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在行使所谓的监督权的时候裹胁着私利,把自己包装为“正义的天使”来代替法官办案,则有越位之嫌。本文所指“自法官”现象就是这样一种非正常现象:非法官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媒体、自媒体等发布足以引起关注的倾向性言论,或者做出足以引起关注的行为,以此来自行为案件定性,试图影响法官的判断并使法官向着自己作出裁判的一种现象

 

  1. “自法官”现象的影响:司法权威渐行渐远

     

  1. 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导致裁判结果不可预期

    1.久拖不决:基于未决案件的观察

    “自法官”现象如果在案件审理阶段发酵,很可能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无法在法定审限内结案。出现此种情形并非司法机关有意为之,相反,是不得已而为之。此类案件争议较大,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往往需要通过数次补充侦查甚至变更起诉来砸实相关事实,会造成案件的拖延。此外,为得出一个更为公正且令人接受的裁判结果,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沟通、协调和论证。

    2.惊天逆转:基于已决案件的观察

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自法官”现象均发生于一审宣判后。这既有来自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不服,也有来自媒体对裁判结果的质疑,还有学者对裁判结果的评论,当然还有网民的围观。此时,对于提起上诉的案件,如果一审裁判结果确实经不起推敲,则二审法院则会顺从民意,否定一审裁判,比如许霆案。对于已生效的案件,院领导基于对社会的回应,会通过院长发现错案而提起再审,比如李昌奎案。如果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均较大,则最高法院会通过提审自己审理,比如刘涌案。

  1. 对司法机关的影响:使司法权威渐行渐远

  1. 对外:司法权威消失殆尽

在现阶段司法权威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一个个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也许今天还拍着胸脯说我们的判决不存在任何问题,甚至还自诩为某类案件的标杆,在面对来自全社会各个方面的“法官们”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后,明天就被自我否定。此种变化无常的裁判结果与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格格不入,使得本来就不高的司法权威更显得岌岌可危。

  1. 对内:公信力不如人意

不论二审、再审的裁判结果是否得当,通过审级监督、审判监督来更改尚情有可原,而上级法院未经审判即对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进行定性、甚至对法官随意处分[1],则实在让人失语。作为法律的执行者甚至是解释者的司法机关,在面对或许并非站得住脚的质疑时,对外朝令夕改、莫衷一是,对内更是无法无纪,则不仅公信力令人生疑,与法治的精神和要求亦相去甚远。

  1. 对社会的影响:加剧信访不信法

  1. 行为规则的不确定

法院作为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关,对争端解决具有终局性。因此,法院的裁判结果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引导性。如果法院的裁判结果不确定,即判即改,则会造成人们认知的混乱,很难作为行为规则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

  1. 维权方式非法律化

如果裁判结果不坚持法律规则和原则,时常受舆论风向所左右,则不仅法律被架空,当事人也很难服从于裁判结果。长此以往,则会培育出一种不良的社会氛围:只要裁判结果不符合其利益,则通过极端行为或借助自媒体、媒体等制造舆论氛围给法院施压,从而实现裁判的天平倒向自己一方。如此,将会促使更多的人通过非法律的方式来维权,走上新型的信访不信法的道路。果真如此,则法治社会的养成将会比蜀道还难。

 

  1. 揭开“自法官”现象的面纱: 从内而外的审视

 

(一)“自法官”现象的内因:裁判权的垄断

1.“独裁”的法官

虽然法官是裁判权的法定行使者,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不用听取各诉讼参与人,甚至来自于法庭外的意见随心所欲地作出裁判。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承受着“案多人少”的压力,为出效率,相当一部分法官在庭审中表现得比较“独裁”,时常打断、制止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发言,没耐心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因此,相关主体本能地会对法官产生不信任,自然难以服从其裁判。

2.“不讲理”的裁判文书

除了在庭审、接待当事人过程中显得较为“独裁”,相当一部分裁判文书不说理或者说理不透彻,也是导致“自法官”现象较为普遍的重要原因。判决书没有把裁判理由说清楚,而是简单粗暴地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还会让人产生合理怀疑,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案外的学者、媒体、网民等也会自诩为法官,并且会认为自己更为高明,自然要对案件发表自己的“高见”。

3.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的隔阂

司法裁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均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程序,在兼顾程序正义裁判规则所认定的事实是一种法律上的真实,与公众认可的客观真实长存相左之处,导致司法评判与大众评判出现悖离。“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与法官在案件事实认识、法律知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2]

4.司法三段论的机械适用

传统司法三段论来自于逻辑三段论,该方法的裁判思路是,确定小前提(案件事实)   寻找大前提(法律规范)    推导出裁判结论。其预设了只要确定案件事实,就能从制定法规范推导出一个裁判结果。这种思维使得法官“像售货机一样,一边输入法条和事实,一边输出判决” [3],忽视了法律和事实以外的因素。但案件远比售货机复杂,一旦输入的法条和事实不匹配,得不出裁判结果或者得出的是一个令人不能接受的裁判,则法官在面临当事人的诘问和舆论的责难时将无言以对。

(二)“自法官”现象的外因:利益的角逐

  1. 自利型表达

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为了争取更多利益,在裁判结果趋向于对自己不利或者未满足其诉求时,往往借助于媒体、自媒体来为自己的案件造势,试图去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

  1. 商业型表达

部分新闻媒体为谋取商业利益,往往不顾案件的客观事实,采取片面强调或者夸大某一点来博取受众群体的眼球,从而通过提高关注度和影响力来获取商业利益。

  1. 标榜型表达

 部分学者为表现自己对某个案件的“高深”理论知识,往往在案件尚未有结果时,即通过媒体、自媒体发布对案件的倾向性意见,试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围观型表达

多数网民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容易受意见领袖的影响而随声附和、凑热闹,更多的网民则是利用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以案件为由头,脱离案件本身去发表一些激烈、极端的言论来宣泄对社会的不满。

 

  1. “自法官”时代裁判模式构建之内部生成路径

 

(一)法律素养的培育:从思维到方法

1.裁判思维的养成:从传统到现代

“法官思维就是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待裁决的案件事实和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之间进行的理性思考,是一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4]法官思维其实就是裁判的思维,这种思维鼓励中立和兼听,拒绝偏信和盲从;鼓励分析和论证,拒绝草率和武断;鼓励坚守并忠于法律和规则,拒绝屈服于干扰和命令。“裁判的过程是法官付出心血的过程,也是检验法官法律理解力和法律判断力的过程。”[5]

2.裁判方法的发现:从机械到科学

科学的裁判方法是法官安身立命的基础。因为“科学的裁判方法一方面可以指导法官正确地进行法律思维,公正裁判;另一方面,法官掌握了正确的裁判方法,裁判中就有了能动性,就不再是简单、机械地适用法律的‘复印机’,而是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运用法律规定、司法理性和良知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公正判决。”[6]法官不应机械地适用司法三段论,而应当将社会经验、公众民意、民主等外在于法规范的社会事实统统融入到案件的分析论证中去,经由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演绎和价值刷选,最终得出一个自洽、公正、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裁判结果。

(二)裁判模式的重构:从单一到多元

1.案件事实的固定:从“独裁”到民主

1)陪审员的广泛化

应改变我国陪审员的来源相对较窄、代表性、专业性不足的现状,广泛选拔陪审员并设立普通人员库和专业人员库。前者侧重于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体现司法民主;后者侧重于陪审员的专业性,体现陪审员在特殊案件中的行业专家角色,确保与法官就专业技术信息和法律知识的交互共享,实现案件事实的有效查明。

2)陪审过程的实效化

实践中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使得合议庭的审判变成了独任审判,导致司法民主和司法监督的目的落空,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因此,应重构陪审员参审的权力边界,使其由对全案负责转为主要对案件事实负责;重构行为准则,确保陪审员做到庭前阅卷、庭审发问和庭后合议;同时,还应增强其物质保障,提升其参审的荣誉感和正义感。

2.裁判规则的发现:从独白到对话

1)规则的适用:从经验到理性

司法审判工作既是经验的,更是理性的。一个公正的裁判无不是经验与理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完善的、有实效的法律规则不是从天才身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国外移植而来的,而是在吸取先发社会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一点一滴发展起来的。”[7]当然,经验毕竟是个别的,只有将这些个别经验当中的共性部分经过理性的概括和提炼,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裁判规则,才能在更大范围发挥其应有作用。

2)案例的找寻:从差异到统一

近年,为统一法律适用,避免“同案不同判”,法院对案例工作越来越重视。最高法院更是将指导案例上升至准司法解释的地位。故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对现有指导案例、参阅案例、典型案例等进行梳理,如果正在审理的案件与前述案例类似,则应予以借鉴和参考。

3)学理的参考:从被动到主动

法律适用争议较大的案件,往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学界可能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因此,法官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可找寻相关论文和著述,吸收其中有说服力的观点作为裁判理由,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可接受性。当然,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可邀请高校相关专业知名教授、专家型法官等人参与案件论证会,作为智囊团为法官裁判提供智力支持,形成相应的倾向性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3.舆论的发现:从循法律到纳民意

1)民意的甄别

民意应当是人们朴素、无私的正义感和道德情感反应,是在了解真实、准确、全面的信息情况下的真实、理性的民意,就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真理”。[8]通过自媒体、媒体发布出来的所谓言论,往往是片面的,夹带着私心和利益,不能称之为民意。因此,法官应该对民意进行必要的甄别,将其限定为“社会公众基于物质条件及文化传统习惯等所达成的整体、综合观念。”[9]否则,可能会陷入季卫东教授所说的“舆论审判”陷阱:“权力裹胁司法导致舆论容易沸腾,权力绑架舆论导致司法难以独立。”[10]这显然与司法裁判考虑民意的初衷背道而驰。

2)民意的导入

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释法律的过程。为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可以考虑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增加“民意吸纳程序”,“通过规范化的沟通和程序性的条文,指明相关社会信息的采纳与排除规则,既帮助法官理性考虑社会情感,也增进民众对法律的理解,以此消除分歧,达成共识。”[11]当然,在司法裁判中吸纳民意,应以遵循司法规律为底线,目的是通过合理的途径让民意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发挥正能量,而不是给审判添乱。

4.关切的回应:从回避到应对

1)裁判文书的表达:从“无理”到说理

法官的论证说理其实就是通过解释将僵硬的法律融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过程,要“通过当事人诉辩双方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上下级法官之间乃至个案裁判与社会公众之间充分而有效的说理对话,吸纳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凝聚共识,削减分歧,平息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法制的内在统一。”[12]因此,裁判文书说理除了针对控辨双方的争议焦点进行论证以外,还应强化对证据的“三性”进行必要的论证说理。如果裁判文书说理比任何一个“自法官”都透彻和令人信服,则其观点自会不攻自破。

2)裁判过程的公开:从普遍到例外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而裁判过程的公开无疑是正义得以实现的最好方式。所以,原则上,除依法不应公开的案件以外,庭审的过程、审判的流程以及裁判文书均应当公开。当然,对于媒体介入可能严重影响法庭决策或者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利的重大敏感案件,应赋予法官发布禁止公开的权力。即在案件审理期间,禁止新闻媒体采访、禁止诉讼参与人公开发表与案件有关的言论,以此来消除外界对案件审理的干扰,确保案件得以客观、理性、公正地对待。

 

  1. “自法官”时代裁判模式构建之外部生成路径

 

  1. 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实现法律人间的理性对话

近年,律师与法官的“死磕”屡屡见诸报端。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类法律职业人,都无法实现在法律框架内的对话,还要诉诸揭短、对骂甚至是暴力来解决,则与法治的精神相去甚远。正如强世功老师在其著名的《法律共同体宣言》中所说:“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法律语言,对法律没有共同的理解,没有共同的社会信念,没有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能力,有谁来支撑我们的法治大厦?”[13]只有在法律人之间首先形成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共同体,而不是相互内耗、相互对立、相互倾轧,才能将法律的正能量辐射到社会大众中去,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中坚力量

  1. 法治认同的逐步培育:实现民众间的法律对话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4]法治要得到民众的认同,使民众自觉自愿在法律框架内的对话,作为民众行为准则的法律首先必须是 “良法”,否则,民众难以发自内心地遵守和服从。因此,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给予民众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渠道,而法律共同体内的法律人更要为“良法”的制定贡献知识和力量,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起到播种机和宣传员的作用。

(三)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实现媒体和法律的对话

如前所述,新闻媒体作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在舆论监督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该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从事活动。相反,其应该有所担当,在法律范围内承担起凝聚共识、传递正能量的作用:让社会成员在每一个法治环节和司法案例中都感受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个体养成自觉知法、守法的习惯,为社会舆论的生成奠定法治和秩序的基础。[15]如此,才能使法治成为共识并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为法治社会的生成提供舆论氛围,为司法权威的确立奠定群众基础。

 

  1. 结论

 

“自法官”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对法官裁判权的争夺,反映出在现行社会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法院的审判活动缺乏足够的权威,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因此,在“自法官”时代,法官应对现行裁判模式予以重构:培育并提升法律素养,养成严谨、独立、周延的裁判思维,构建科学的裁判方法,运用多元的方法“找法”,并注重裁判过程的民主性,通过加强对裁判结果的说理和裁判过程的公开性来对社会关切进行必要的回应,从而提升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当然,“自法官”现象的根治,离不开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法治认同的培育和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只有内外兼修,双管齐下,才能使法官能够在众多的“自法官”中保持话语权和权威性,使得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能够真正实现一锤定音,最终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1] 详情可见媒体对天价过路费案的相关报道。

[2] 丰旭泽、朱立恒:“我国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解决的新视角——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启示”,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1期。

[3] 熊寿伟:“裁判结果对公众诉求的合理引入——以利益衡量为方法”,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21期。

[4] 董开军:“法官思维:个性与共性及其认识误区”,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 吴庆宝:“运用裁判方法规范裁判标准”,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

[6] 孙海龙、高伟:“裁判方法——联结事实、法律与裁判的桥梁”,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1期。

[7] 冯文生:“裁判方法论:迷思与超越”,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8] 李永升、付其运:“关于法官如何吸纳和体现民意的思考——以判文解释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0期。

[9] 周德金:“裁判合理性:法律公众认同的基础——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引发的思考”,载《法治研究》2008年第7期。

[10] 季卫东:“‘舆论审判’的陷阱”,载《浙江人大》2011年第12期。

[11] 陈爱蓓:“司法的第三维度:社会学维度——从法意与民意的纠结谈起”,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2] 冯文生:“裁判方法论:迷思与超越”,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13] 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

[1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9页。

[15] 参见曹劲松:“舆论引导的话语权与实现路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唐芹